母婴哺乳为何陷于困境——基于南京市主要城区_母婴世界杂志社投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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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婴哺乳为何陷于困境——基于南京市主要城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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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共哺乳空间的现状本次调研选择了南京7个主要城区共48个哺乳空间开展调研。根据南京最新的区划调整，由北到南，由东到西依次为栖霞区、玄武区、鼓楼区、秦淮区、建邺区、雨花台区、江宁区。首先，哺乳室有无情况。我们将调查的48个场所的空间性质分为：商业场所、旅游景点、公共服务空间（包括医院、交通枢纽和政府部门）。不同空间类型的哺乳室建设差异显著。其中商业场所和公共服务空间情况相对而言良好，有约1/3处建有哺乳室，旅游空间与行政空间均无哺乳室的建设。其次，哺乳室分布情况。从行政区划上看，哺乳室分布不均衡。有的区域建有多间哺乳室，但有的区域数量为零；商业场所及妇幼保健院居多，其余场所鲜有；行政区划的中心居多，四周几乎没有。最后，哺乳室质量情况。我们将调研的哺乳室根据其整体质量分为3级：一级哺乳室应包括以下设施：沙发、桌椅、洗漱池、镜子、纸巾、垃圾桶、插座、空调，环境整洁，有专用的哺乳座椅，还提供纸尿裤、温水手盆等。调查中只有卡子门宜家、雨花台区妇幼保健所较为符合；二级哺乳室为大众水平，能满足一般需求。其大致特点为：标识明晰，便于寻找；内部明亮整洁；备有水池等基础设施；空间较小，多为5平米左右；多建立在卫生间旁；三级哺乳室名不副实。脏乱、不整洁、利用率低，常空置或被占用。如水游城的哺乳室。二、成因分析第一，政策法规的支撑薄弱。纵观针对哺乳的法律法规，似乎有一定作用，但仍存在许多问题：如只强调了企业的哺乳室建设责任，仅仅要求工作场所建立哺乳室，而未对公共场所的哺乳室进行相应的规定；又如相关规定用词模糊，且缺乏监督机制。而即使相关法律得以出台，公众对此也不甚了解［1］第二，经济利益的不良驱动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，一方面利用岗位危机迫使哺乳期女性在产假结束前回归岗位；另一方面，为避免建设哺乳室带来的成本负担，无视相关法律，未能按要求配备哺乳室。而公共场所则多考虑到建设成本而不建哺乳室。第三，社会责任的归属模糊。哺乳室的缺失到底是该由企业担负责任，还是国家对此负责？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毫无疑问，国家应该肩负起这个责任，而单位制解体后，市场主导下的经济运营虽给予企业较大的自主性，却也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，于是责任归属问题就尤为复杂，这就导致了哺乳室建设常常因责任推诿而被搁置。［2］第四，传统文化的保守禁锢。虽然我国对外开放多年，在许多层面上都已经开放自由，但是在思想上还存在不少保守之处——“女性就应该呆在家里带孩子”“女性在外哺乳有伤风化”这些带有女性歧视的观点限制了哺乳期女性的生活，也阻碍了公共哺乳室的建设。三、结论与讨论第一，哺乳空间的缺失限制了哺乳期母婴的自由出行。哺乳室的缺失似乎是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达成的一种默契。这种默契隐隐地暗示了母乳喂养不应出现于此，将女性禁锢在家中，限制了哺乳期女性的自由出行，使她们潜在地成为了空间的“受制者”。因此，绝大多数哺乳期女性会被迫地减少外出，即使外出也会有所选择，比如商场等哺乳室建设情况较好的地方是她们的首选。妇幼保健医院、就近的公园等地方也是妈妈们常去的地方。第二，时空限制对母乳喂养的主观体验造成不良的影响。社会要求女性必须要母乳喂养，避免婴儿遭受传染病的侵袭以及免疫力下降的风险，增进母婴之间的亲密联系，形成美好的母乳喂养的主观体验。然而，现实的时空形态并没有建构出适宜哺乳的环境，造成了哺乳妈妈的诸多苦恼，甚至使得母乳喂养成为一种苦难。越来越多的哺乳期女性体验着这样的困境，支持母乳喂养的妈妈们迫切希望家庭与社会联结，在外也能自由哺乳。第三，开放平等自由的哺乳文化亟待重建。自由平等的文化的建构有赖于大众观念向开放自由的转变。哺乳，作为人类繁衍的正常生理行为，遭受诸多非议。合理的需求被当做不雅的裸露，行使繁衍的使命换来的却是人们的冷嘲热讽，观念的束缚阻碍了哺乳文化的发展。重建平等自由的哺乳文化需被提上议事日程。四、对策及建议第一，要加强法治建设，健全监督机制，提高哺乳室立法质量。因为在民生问题上，法律起着导向、指引、约束的作用。具体来讲，要努力做到：科学立法，保障母婴需求；细化法条，规范母婴法律；严格执法，加大监督力度。第二，转变政府职能，创新社会治理，完善母婴服务体系。具体来讲，要努力做到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积极构建友好哺乳环境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，营造良好工作生活氛围；社会团体发挥所长，传播科学母婴保健知识。［3］第三，发挥媒体力量，舆论宣传推广，构建和谐哺乳文化。具体来讲，要努力做到：社会媒体协助推广，宣传母乳喂养人本理念；借助互联科技力量，推行智能母婴服务体系；民间组织发挥才智，举办特色母婴关爱活动。